荒地

這幾年，很多年輕人會問筆者：要如何提早達成財富自由的夢想？筆者認為實現夢想的第一步，就是從存錢開始，尤其存進第一桶金的速度，將決定最後一桶金達成的時間。然而，根據1111人力銀行在2014年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，國內的上班族竟有高達80.86%的比重，還未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甚至悲觀認為在低薪與高物價的環境中，想要存到100萬元，至少要花費11、12年才有機會達成。其實，只要懂得「存錢之道」與避開存不了錢的12個地雷，存錢的速度將可以快上1倍以上。巴菲特的存錢心法》先儲蓄，再消費。當世人都在稱羨巴菲特透過投資，創造數百億美元身價時，殊不知這些萬貫家產的背後，都是從他長期對存錢的堅持，一點一滴所累積出來的，他深信真正的存錢之道，並不是先花錢，再存錢，而是先存了錢之後，有多餘的錢，再用來消費。長期存錢累積財富巴菲特的存錢心法，讓筆者心有戚戚焉，因為回憶起自己的第一桶金，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所累積出來的，當時雖然剛出社會，收入並不高，但藉由每個月強迫儲蓄2萬元，幾年下來，也慢慢累積出可以在股票市場創造錢滾錢、財富效果的第一桶金。 終結貧窮，超實用法》認識存不了錢的12地雷。除了「先儲蓄、再消費」的存錢心法之外，一般人不容易存到錢的原因，根據日本插畫家池田曉子的著作《終結貧窮！超實用存錢法》的內容，還可歸結出以下12個地雷。地雷1》不知道錢包裡有多少錢：正所謂「人不理財，財不理人」，所以理財的第1步，就是先搞清楚自己的荷包有多深，不知道錢包裡有多少錢的人，往往容易犯了自我感覺良好的毛病，在誤以為還有錢的情況下，很可能會過度消費自己能力可以負擔的東西。地雷2》錢包沒錢就去提款機領：這些年來，隨著提款機充斥在人們生活的周遭，讓民眾十分便利，但其實也埋下了讓人存不了錢的地雷，大家不妨看看全球最大的賭城澳門，就是利用到處設置提款機的方式，讓輸光手中錢的賭客，可以輕易地提領到現金繼續拚搏，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的統計，過去10多年來，澳門當地的提款機數量，便暴增了3倍以上，這數量之多，甚至還超越了公共廁所。地雷3》走進店裡逛一圈看有沒有好貨。地雷4》打折的時候一定會去逛逛。地雷5》常因為覺得「難得」就下手買了。地雷6》想要收集所有種類的商品。地雷7》無法下決定時就2個都買！地雷8》難以抗拒「新產品」或「限量品」。新聞推薦影音來源東森新聞影音

研究人員今天推出名為Globorisk的新儀器，只要輸入一些個人資料，就能判定未來10年發生致命心臟病發或中風的風險。Globorisk研發人員表示，他們希望這類自我監督儀器能引發重要的生活型態改變，以及找出可能從預防藥物受益的個人。研發人員表示，只要在Globorisk輸入年齡、性別、血壓和膽固醇值、罹患糖尿病或吸菸與否、以及居住國家地區，就能分析個人風險值。研究主筆、哈佛公衛學院學者達內爾（Goodarz Danael）告訴法新社：「若表上的致命心血管疾病風險為4%或5%，就算高了。」他表示若風險大於10%，「就絕對要嚴肅看待」。研究發表在「刺胳針糖尿病與內分泌學」（The Lancet Diabetes ＆ Endocrinology）期刊。儀器已設定好8個國家地區人民風險值，分別是中國大陸、丹麥、英國、日本、墨西哥、南韓、西班牙與美國。根據研究人員，風險最低的是日本、南韓、西班牙、丹麥和英國，風險最高的是中國大陸和墨西哥，男女皆然。研究說：「舉例來說，1名患有糖尿病的65歲非吸菸男性，收縮壓為140毫米水銀柱，總膽固醇濃度為每公升6毫莫耳，若他是日本人，10年內罹患致命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是5%，若他為來自中國大陸，風險增為24%。」研究指出，若這名男性吸菸，身為日本人的風險是9%；身為中國大陸人的風險增為36%。

中國時報【⊙鄧鴻樹（台東大學英美系助理教授）】作家只寫一本書便奠定文壇不朽的地位，這是美夢成真，還是詛咒的開始？美國傳奇作家哈波‧李年初宣布，將於7月發表新書。1961年她以處女作《梅岡城故事》（遠流）榮獲普立茲獎，一夕成名後，便不再出版。新書是《梅岡城故事》的續集，也是作家半世紀以來的第二部作品。《梅岡城故事》每年為作者帶來300萬美元的版稅（約九千多萬台幣）。現年89歲的作家失聰又失明，被人利用的傳聞不脛而走。阿拉巴馬州社福單位接獲檢舉，進行調查，本月3日正式宣布查無不法。迅速結案的作法，引發更多的臆測。《梅岡城故事》描寫美國社會種族衝突與社會正義的糾葛，是當代美國文學的代表作，不僅是美國中學生的必讀作品，也是暢銷的文學小說，每年在美國維持幾十萬冊的銷售量，全球銷售量累計達4000萬冊。美國國內最近種族衝突事件不斷，社會充滿族群仇恨，猶如重回《梅岡城故事》的世界。此時出版續集，恰可注入一股清流。不過，新書報導牽扯出有關版權利益的負面傳聞，隱居的作家又意外登上頭條版面。曇花一現，抑或臻至完美？哈波．李的「新書」是新任律師整理文檔時偶然發現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其實是作者早年的手稿，並非新作。1949年她不顧家人反對，自法學院輟學，獨自前往紐約圓夢。歷經幾年的潦倒生活，1956年獲得友人資助，隔年完成小說初稿。因作品結構鬆散，在經紀人指導下修改半年後，才正式提交出版社。沒想到出版社竟退回要求重寫。幸好編輯很用心，費時2年協助作家徹底改寫，最後才順利出書。因此，所謂「續集」，其實是當年遺棄的初稿。如哈波．李的傳記作者Charles Shields指出，出版「續集」最大的意義，在於能讓世人認識作家真正的才華，有助去除「只寫一本書」的標籤。《梅岡城故事》寫出大時代的故事，得獎又暢銷，還改編成電影。哈波．李成名後，曾計畫出版第二本小說與一部報導文學，後來卻都無疾而終。嚴格說來，她自始至終只出版一本小說。只寫一本書便奠定文壇的不朽地位，真的是美夢成真嗎？英美文學史上，有釵h作家或因聲名壓力，或因靈感全無，甚至遭逢不測之禍，寫下鉅作後，遺憾地終結了寫作生涯。例如，艾蜜莉．勃朗特出版《咆哮山莊》（商周）隔年即因病逝世。瑪格麗特．米契爾以《飄》（業強）榮獲1937年普立茲獎，1949年死於車禍，續作出現的機會也隨風而逝。沙林傑發表《麥田捕手》（麥田）後，便逐漸斷絕與外界的聯絡，也不再出版長篇小說。約瑟夫‧海勒寫下著名的《第22條軍規》（星光），書名（Catch-22）成為英語詞彙。可是，海勒續出的幾本小說，卻都默默無名。當代文壇不乏一夕成名招來「厄運」的案例。大家都聽過《藝伎回憶錄》（高寶），可是，很少人知道作者是誰。亞瑟‧高登1997年出版這部知名的歷史小說後，再也沒有發表作品。包括《微物之神》（遠見天下）作者洛伊在內，以處女作贏得曼布克獎的4位得主，得獎後竟都喪失後勁，在文壇沉寂。自我超越果真是嚴苛的挑戰。難怪伊恩‧麥克尤恩會於訪談時表示，每次宣傳新書，他都覺得「自己像是可憐的雇員，受雇於以前的我。」「一本書」的寫作哲理熟識哈波‧李的人都知道，在她面前切忌提及「第二本書」，以免招來拂袖而去的尷尬場面。她曾說：「給我再多的錢，我也不要再經歷《梅岡城故事》帶來的壓力與聲望。」可見一夕成名，並非全然都是好事。知名作者不再出書，就如巔峰時退休的運動員，以謝幕保住永恆的榮光。如哈波‧李所言，「達到巔峰以後，只有一個出路。」因此，作者家鄉友人私底下都對老太太如今「自願」出書的決定，感到無限惋惜。作家為避開盛名之擾，大可改用筆名發表，不見得非要封筆歸隱。以筆名發表犯罪小說的J. K. 羅琳，就是著名例子。另外，美國也有釵h隱姓埋名的奇才，以閉關寫作實踐普魯斯特的典範：神隱的湯瑪斯‧品瓊、遠離世人的戈馬克‧麥卡錫等例都顯示，作家就算不以筆名發表，仍可保有私密的創作空間。知名作家的沉寂，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因素呢？以美國文壇最閉俗的沙林傑與哈波‧李為例，《麥田捕手》與《梅岡城故事》分別出現於美國社會最動盪的1950與60年代：國內有民權運動，國外有韓戰與越戰。在社會充滿裂痕的時代，這兩部鉅作皆以赤子之心，探求公理正義與人性的良善。兩位作者就跟兩部小說的主角一樣，厭惡大人世界的虛假。說了該說的話後掉頭就走，不再發言。因為，任何解釋都是多餘，都會陷入意識形態的爭戰。不能有第二本書，因為只能用沉默無語保護第一本書的純真想像。此寫作哲理，正如《麥田捕手》裡遙不可及的麥田、《梅岡城故事》神祕未現的仿聲鳥一樣脆弱，令人不安。

高雄發生警匪對峙，嫌犯舉槍自轟，警方追捕逆向闖紅燈嫌犯，擊破車輪胎，嫌犯不但不下車，還持2把槍，其中一把抵住自己太陽穴逼警方後退，雙方對峙2個多小時，警方總共支援80名警力，其中3名負責談判的警官第一次談判，嫌犯同意交出其中一把槍，但半小時過後，準備二度談判，嫌犯就在車上自戕，醫生花3個小時取出子彈，不過情況還是非常不樂觀。2名戴安全帽的員警要攔嫌犯白色轎車，攔不住，開槍打破輪胎，嫌犯雖然停車但不下車，穿反光背心的員警情急下往旁邊跑，沒多久他抱一塊大石頭衝過來，用力朝車窗砸，這塊石頭跟一個嬰兒差不多大，起碼10公斤，員警抱起來還跑超快，可見有多危及。碰一聲，車內傳槍響，3名準備要上前談判的員警趕緊往後退，確定嫌犯舉槍自盡，特勤破窗，對峙了2個多小時，嫌犯還是在車上舉槍轟腦。鳳山分局副分局長謝東和：「攻堅之前歹徒就先，我們聽到一聲槍聲，霹靂小組馬上攻堅和營救。」警匪衝突發生在晚上8點20分，高雄警方追逐逆向闖紅燈的白色轎車，從小港追到鳳山，嫌犯趁機跑到後座拿2把槍，其中一把抵住太陽穴逼員警後退，8點40分支援的總共80名警力，都穿防彈背心、拿防彈盾牌，將四周團團包圍。帶隊的3名警官當談判人員，9點58分第一次談判，嫌犯同意交出一把制式手槍，3人只好暫時撤退。過了半小時，10點31分，3人準備上前二度談判，但才往前沒幾步，碰一聲，嫌犯朝太陽穴開槍，緊急送醫，醫師花3個小時漏夜開刀取出子彈，鋸下一塊5公分頭骨，但嫌犯仍然命危。

一百廿一年前，日軍發動甲午戰爭（日本稱日清戰爭）；第二年接著掀起據台的乙未戰役。戰爭期間，日本人同時引爆罕為台灣人知曉的「媒體戰」，最近隨著台史博的研究曝光了。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陳怡宏為該館策畫「鉅變一八九五」特展，爬梳日文史籍發現，日軍在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曾發布「新聞記者從軍規則」，當時日本有六十六家報社、一百一十四名記者跟隨著日本軍隊前進戰地採訪。陳怡宏指出，日本政府當年同時批准從軍畫師十一人，照相師四人。此外，還有民間的報導者如著名攝影家龜井茲明伯爵，他曾自費組成攝影隊，拍攝大量戰爭實況照片。在日本東北開設寫真館的遠藤誠，不只跟隨日軍沿途拍攝乙未戰役，還編輯發行了《征台軍凱旋紀念帖》一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軍當年同時批准十七位西方媒體記者隨軍採訪；反觀清廷卻「嚴禁所有媒體採訪」。陳怡宏說，日軍當年企圖控制輿論及新聞報導，採訪必須先經過審核，他們核准西方人也可隨日軍採訪，用意在「博取國際認同」。對比日本，清廷不管是本國人或國際媒體皆不准鹿H軍採訪。陳怡宏說，此舉導致國際媒體一面倒傾日，因為日軍相對較透明，而清軍卻無法靠近。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，當年隨日軍在台灣各地採訪的美國記者達飛聲（James Davidson），他原本同情抗日名將劉永福等人組成的「台灣民主國」，之後卻轉而支持擁有現代化軍隊的日本，這即是因兩軍對待媒體的態度不同所致。